一、引言
地方性商业银行作为中国金融体系的“毛细血管”，其数字化转型与风险管控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一方面，移动支付、智能风控等数字技术的应用为银行提升服务效率、拓展客群边界提供了可能；另一方面，金融科技公司的跨界竞争、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深化，持续压缩传统银行的盈利空间，迫使其在战略转型中重新权衡风险与收益。基于此，本文旨在探讨不同资源禀赋的银行及差异化监管政策如何调节这一影响。
二、数字金融发展与银行风险承担影响机制分析
在数字金融发展的新阶段，两种机制的实现路径与相对强度可能发生变化：
盈利挤压效应：数字金融通过“业务分流”与“价格竞争”双重渠道加剧银行盈利压力。一方面，理财、消费信贷等核心中间业务被金融科技平台分流；另一方面，平台凭借数据优势实施差异化定价，迫使银行降低贷款利率以留住优质客户，进一步收窄净息差。
技术赋能效应：随着监管鼓励银行与科技公司“合作共赢”，技术获取方式从独立研发更多转向联合研发或专利购买。这意味着技术赋能的效果可能更多取决于银行的合作资源与转化能力，而非单纯的数字金融发展水平。
三、实证研究
1.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13-2023年中国地方性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及部分农村信用社改制机构）作为研究对象。经过数据清洗（剔除关键财务数据连续缺失及被并购重组的样本），最终获得135家银行的非平衡面板数据，共计1485个观测值。
2.描述性统计
表1报告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数字金融指数（DFI）均值从2013年的214.5上升至2023年的398.7，标准差增大，表明地区间差距仍然显著。银行风险方面，Z值均值从2013年的21.3下降至2023年的16.8，整体风险呈上升趋势。
表1 变量统计信息表
3.基准回归结果
表2报告了全样本基准回归结果。列（1）-（3）显示，数字金融指数一次项系数在三个风险指标下均显著为负，二次项系数显著为正，强烈支持“U型”关系。以Z值为例（列1），计算拐点为DFI≈335，即当数字金融发展水平超过335分后，其影响从风险抑制转为风险加剧。
表2 基准回归：数字金融对银行风险承担的非线性影响（2013-2023）
注：***、**、*分别表示1%、5%、10%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银行层面聚类稳健标准误。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1.研究结论
本文基于2013-2023年数据的更新研究，得出以下核心结论：
第一，数字金融发展对地方性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呈现清晰的“U型”非线性轨迹，拐点约为数字普惠金融指数335分。当前，全国多数地区已越过拐点，进入数字金融发展加剧银行风险阶段。
第二，其影响机制存在“盈利挤压”与“技术赋能”的不对称博弈，且前者在样本期内占据主导，这是导致风险净增加的主因。第三，数字金融的风险效应存在显著的结构性差异，对资源受限型银行（小型、非上市、中西部）的冲击更为严重。
2.政策建议
基于2013-2023年完整周期，尤其是后疫情时代的观察，提出以下针对性建议：
推行基于区域与机构差异的“精准滴灌”政策：对于数字金融指数已超过350分且银行风险指标恶化的地区（如长三角、珠三角部分城市），监管重点应从鼓励创新转向风险预警与压力测试。对于中西部等追赶地区，在风险可控前提下，可继续鼓励数字金融的基础设施覆盖与应用场景拓展。
引导构建“银行-科技”共生型生态，强化技术赋能实效：监管层可牵头建立区域性金融科技合作平台，促进地方性银行与合规科技公司就特定风控模型（如涉农信贷、供应链金融）进行联合研发与数据共享，将技术赋能从“概念”转化为可落地的“生产力”。
为脆弱银行设计“转型安全网”组合工具：针对资产规模较小、数字化基础薄弱的银行，可考虑提供“数字化转专项债券”发行便利、给予监管指标（如流动性覆盖率）的阶段性弹性考核，并建立跨区域的优秀数字化转型案例库，降低其试错成本。
（李程 西藏大学财经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