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ESG信息披露制度推动企业绿色创新
随着中国ESG披露制度体系的逐步完善，企业绿色创新的制度基础日益坚实。2024年，财政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企业可持续披露准则——基本准则（试行）》，标志着披露要求从上市公司向非上市公司扩展、从大型企业向中小企业延伸。2025年，深交所发布《创业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3号——可持续发展报告编制》，明确要求企业设立气候相关治理机构，系统识别气候相关影响、风险与机遇，并将其纳入战略规划。这种“强制披露+自愿实施”的渐进式制度设计，以信息透明化推动企业将环境管理从末端治理转向源头创新。
据统计，入选ESG领先者的138家A股公司，其环境维度平均得分较未入选企业高出28.87分。这一差距不仅体现在污染治理与资源循环等运营环节，更反映了企业为应对披露要求，实现持续改进，将环境管理内化为绿色技术创新动力的战略转变，凸显了披露制度对绿色技术研发与清洁工艺升级的牵引作用。
ESG信息披露也构建了企业与绿色金融市场的桥梁。2024年，国内可持续投资从“规模竞赛”迈向以价值创造为核心的精准发力阶段。披露质量高的企业更易获得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等低成本融资支持。以中国银行为例，其“绿色金融+”产品体系全年绿色债券承销规模突破3000亿元，并创新推出“碳足迹挂钩贷款”，将企业碳排放强度与融资成本动态挂钩，推动钢铁、化工等行业客户单位产值碳排放平均下降8.3%。这一“信息披露-风险定价-资本配置”的传导机制，使ESG表现成为企业竞争力的关键要素，直接激励企业加大绿色研发投入，推动清洁能源与循环经济等领域实现创新突破。
此外，ESG披露要求推动企业建立“董事会-管理层-执行层”三级治理架构，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纳入高管绩效考核。调研显示，超过70%的上市公司已明确董事会对可持续发展工作的监督职能，逾40%的企业将ESG因素纳入风险管理与内控体系。例如，TCL中环在董事会下设战略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将ESG风险纳入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强化对绿色创新项目的资源支持；第一创业则设定2025年单位面积温室气体排放较2021年下降17%的量化目标，通过节能技术改造，实现人均耗水量与单位面积电耗均低于行业均值。此类将披露承诺转化为管理行动的机制，显著提升了企业绿色创新的战略地位与执行效率。
二、ESG信息披露影响企业绿色创新的机制与路径
ESG信息披露通过系统性、结构化的管理机制，将外部压力转化为企业绿色创新的内在动力，推动绿色技术从战略规划走向落地实施。具体路径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双重重要性评估引导创新方向。ESG披露制度要求企业从财务重要性和影响重要性两大维度识别关键议题，重塑了企业创新的价值逻辑。企业不仅需要评估气候变化、资源利用等议题对财务状况的影响，也要识别自身运营对社会环境的实际影响，推动绿色创新从“成本中心”转向“价值中心”。例如，首创环保通过好氧颗粒污泥技术提升污水处理效率并降低成本，其自主研发的“E-decision平台”为多个城市提供空气质量改善服务，实现了环境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重提升。
二是气候情景分析驱动技术路线选择。披露指南要求企业开展气候适应性评估与情景分析，并制定相应转型计划。这种前瞻性机制倒逼企业对技术路线进行战略性调整。例如，东方证券将气候相关风险与机遇纳入投融资决策模型，2021年-2024年累计引导超4700亿元资金投入可持续发展领域；中国银行建立“气候压力测试”模型，将极端天气对供应链的影响量化纳入应急预案，推动合作企业开展工艺改造与清洁能源替代。
三是指标量化管理推动创新成果转化。披露制度要求企业构建ESG指标管理体系，明确目标设定、计算方法与进展追踪，形成“目标-监测-披露”的管理闭环。以北新建材为例，其制定碳达峰行动方案，明确2029年达峰目标，2024年实现万元产值二氧化碳排放量同比下降12.5%，全年消纳工业副产石膏超过1500万吨，有效保障了绿色创新成果的落地与规模化应用。
四是供应链协同机制扩散创新效应。ESG披露推动企业将管理范围延伸至价值链上下游，强化供应链环境标准，形成产业链协同创新生态。例如，国金证券在供应商管理中实现100%签署廉洁承诺书并开展ESG风险尽调，多数上市公司也将环境标准纳入采购准入，通过技术赋能与联合研发，推动原材料、包装、物流等环节的低碳化升级，实现绿色创新效应在产业链上的广泛扩散。
三、ESG信息披露制度面临的挑战与未来展望
尽管中国ESG信息披露制度在政策与市场双轮驱动下已取得显著进展，披露要求正由自愿走向“强制与引导”结合，上市公司尤其是央国企已接近全覆盖，整体框架日趋完善，但仍面临标准不统一、数据基础薄弱与执行不均衡等系统性挑战。未来需从制度整合、质量闭环、金融协同、技术赋能与能力共建等方面系统推进，构建稳健高效的ESG生态体系。
第一，标准体系尚未统一，本土化与国际化协同不足。当前“E”“S”“G”三个维度发展不均衡，“S”与“G”领域制度建设与量化指标明显滞后，导致披露内容呈现碎片化。同时，ISSB等国际准则持续推进，而国内企业在对接过程中存在理解与执行落差，亟待构建既符合国际趋势又贴近中国实际的ESG标准架构。
第二，披露质量参差不齐，数据可信度与鉴证机制有待加强。“择优披露”和“漂绿”现象仍时有发生，部分报告缺乏实质性与可比性。此外，数据核算能力不足，尤其是中小企业普遍面临基础薄弱、资源有限的困境，需建立“披露-评级-鉴证”三位一体的质量闭环，提升信息透明度与市场信任度。
第三，金融与技术赋能不足，尚未形成协同驱动的良性生态。绿色金融工具在精准定价与创新应用方面仍有提升空间，需进一步打通“披露质量-风险定价-资本配置”的传导路径。同时，AI、区块链等数智技术在ESG治理中尚未规模化应用，未能有效降低管理成本与操作难度。
展望未来，可重点从以下方面推进企业ESG制度建设：构建兼容国际与本土的ESG标准体系，推动制度整合与规范统一；强化全链条质量管控，增强数据可信度与评级公信力；创新绿色金融产品，形成披露与资本配置的正向循环；加快数智技术融合，提升ESG管理效能；建立分层分类的能力共建机制，助力中小企业可行可及地融入ESG实践，全面激活产业链绿色转型动力。
{作者陈凯系三亚学院盛宝金融科技商学院教师；刘宜旻系三亚学院盛宝金融科技商学院 研究生；陈晓昕系三亚学院盛宝金融科技商学院教师。本文系海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构建海南自贸港现代服务产业价值链及增长研究[HNSK（YB）23-32]阶段性研究成果}
